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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礼乐文化?礼以修身,乐以化心******

  中新网12月20日电 近日,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百家讲坛》名师彭林举行了一场直播连线,带领读者品读自己的作品《礼乐中国》,体会博大精深的礼乐文化。

  直播中,彭林教授首先讲述了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受电视剧等影响,现在一提到礼乐,有的人认为是“封建遗存”,有的人联想到的是磕头、作揖,其实这些都是对礼乐文化的误解和片面解读。

《礼乐中国》。图片来源: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作为历史学者,彭林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播礼乐文化。他希望通过礼乐,树立国人的文化自尊、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律。

  接着,彭林阐释了“礼”和“乐”的内涵和关联。

  《礼记》说:“礼也者,理也。” 礼,是贯穿万物之理的规范。理无处不在,礼亦无处不在。鞠躬、作揖这些外在形式只是礼的细枝末节。

  《管子·牧民》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不愁吃穿了,就会追求精神层面的发展,讲究礼节,明辨荣辱,使自己的生活更有品质。

  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以人如何通过修身,从一个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意义上的完人,作为人生的必修课。礼是做人的规范,所以这一过程,是借由学礼、践行礼来完成的。

  和“礼”一样,“乐”也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国古人将今人所说的“音乐”,拆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分别称之为声、音、乐。其中“乐”是最高层次,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正所谓“德音之谓乐”。

  儒家修身的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大要则包括内与外两个方面。所谓内,是懂得用思想纯正、风格典雅、中正平和,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雅乐陶冶心性,养心怡情。所谓外,是懂得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消除戾气,拒绝粗俗,懂得遵守社会秩序,尊重他人,与人为善,谈吐典雅,涵养德性,变化气质。

图片来源: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礼以修身,乐以化心。礼乐双修,就是内外兼修。“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彬彬然有君子之风。

  最后,彭林分享了古今两个礼乐小故事,提出没有经过礼乐熏陶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

  据介绍,《礼乐中国》兼具通俗性与专业性,全书精选《礼记》《论语》《左传》等典籍中有关礼乐文化的格言名句100余句,每句礼乐格言下皆有译注和析义。

  此外,书中还配有许多与礼乐文化相关的图片,进一步丰富了全书的内容。彩插中的礼仪复原图实属珍贵,由彭林教授独家授权,来源于其课题项目。根据《周礼》《仪礼》《礼记》等古籍中对于古代礼仪和音乐的文字记述,彭林教授团队对古代礼仪进行了复原,如《周代婚礼夫妇对食礼仪复原图》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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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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